什么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最直接、最有效、最經濟的手段—不用能、少用能，節能！
中國工程院院士謝克昌日前在演講中指出碳減排優劣順序應該依次為：節能提效、降低碳排放強度、增加低碳能源和減少高碳能源、通過植樹造林強化自然碳匯，以及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CCUS）。
超前部署高效CCUS、二氧化碳制烯烴等技術，難度高、投資大，現階段干不起且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白靈指出節能是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的最主要途徑，發達國家人均能源消費已達峰值，并通過強化節能逐步下降。謝克昌院士提出我國還面臨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的現實，我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1.5倍。“若能達到世界平均，每年可少用13億噸標準煤、減排34億噸二氧化碳，約占2020年碳排放總量的1/3。因此，相比拓展二氧化碳資源化利用途徑，節能提效才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第一優選。”節能和提高能效，是2050年前能源系統實現二氧化碳大規模減排的最主要途徑。國際能源署分析指出，如果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從目前的330億噸下降到2050年的100億噸左右，則2050年前節能和提高能效對全球二氧化碳減排的貢獻為37%，發展可再生能源貢獻為32%，燃料替代貢獻為8%，發展核電貢獻為3%，CCUS技術貢獻為9%，還有12%貢獻由其他技術滿足。可見，2050年之前，節能和提高能效，被視為全球能源系統二氧化碳減排的最主要途徑。發達國家人均能源消費已達峰值，并通過強化節能逐步下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表明，隨著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其人均能源消費量也逐漸增長，工業化、城鎮化基本完成以后，人均能源消費量將達到飽和，飽和時間可維持20年、30年，甚至更長時間。歷史上，美國、加拿大等國人均能耗曾高達11~12tce（噸標煤），德國、英國、日本等國家也至少達到6tce左右。值得關注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紛紛意識到只有降低能源消費，才能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時為加快化石能源替代創造條件。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紛紛加大對節能和提高能效的重視，采取措施努力降低本國能源消費。經過近20年的努力，美國的人均能源消費量從2000年的11.1tce下降到2019年的9.8tce；德國從2000年的6.1tce下降到2019年的5.4tce；英國人均能源消費量從2000年的5.6tce下降到2019年的4.0tce；日本從2000年的5.8tce下降到2019年的5.0tce。人均能源消費量和本國能源消費總量的下降，為這些國家減排二氧化碳做出了重要貢獻。發展經濟的同時控制能源消費增長，是我國減排二氧化碳面臨的最大挑戰我國能源消費目前仍處于上升通道，2019年人均能源消費量為3.4tce，逐步接近英國、日本、德國當前人均能耗水平。要想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意味著沒有足夠的時間讓我國再重復發達國家人均能源消費先快速增長、再長時間飽和、最后逐漸下降的“三步走”歷程。我國的現代化國家建設，必須要始終把人均能源消費控制在較低水平，以較低的能源消費實現2035年建成現代化國家、2050年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貫徹新發展理念，把節能增效深度融入現代化國家建設新征程節能增效不是一項技術措施，而是涉及發展理念、發展道路、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任務，需要從全過程、各領域加以強化并始終堅持。持久推進節能增效，既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工程，也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從“十四五”時期開始，必須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大幅提高能效標準，加快能源價格稅收改革，推動我國走上一條高能效、低能耗、面向“碳中和”的新型現代化發展道路。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把節能增效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評價標準我國的現代化國家建設，必須要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始終堅持資源節約基本國策，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目標，持續推動高質量發展。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要把是否節約高效、是否有利于“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作為重要評價指標和準入門檻，推動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切實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要通過建立節能和提高能效的長效機制，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進一步提高能效水平，降低實現2030年前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標的難度。產業結構是節能和提高能效的重要抓手。應進一步發揮節能和提高能效，對加快我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調整的推動作用，使經濟發展和能源消費增長逐步“脫鉤”。對照美國、英國、日本、德國三次產業結構變化歷史可以發現，我國第一產業還有6個百分點的下降空間，工業至少有3個百分點左右的下降空間，服務業至少有10個百分點左右的上升空間。一般而言，服務業單位GDP能耗要大大低于第二產業的單位GDP能耗，服務業比重提高，既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還有利于實現我國節能低碳的目標。除了三次產業結構調整以外，產業內部結構調整對節能增效貢獻更大。應順應市場需求調整規律，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業減量置換比例，把高能效和低碳排放納入產能減量置換門檻。應鼓勵各省因地制宜，建立產業準入清單，將新建項目列為鼓勵類、限制類、禁止類，推動新增固定資產投資與能耗強度降低目標和長期“碳中和”目標相匹配。應加快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使工業和各產業內部結構向高附加值、低能耗方向轉變。此外，以國際市場為目標的產業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國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負擔，要結合遠期“碳中和”目標提前做出謀劃。對鎖定效應強的重點領域，采取超常規手段，大幅提高能效準入標準近十幾年，我國處于城鎮化建設階段，每年新竣工建筑面積40多億平方米。距離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只剩下不到40年時間，如果這些新建的住房和基礎設施沒有采用全球最先進的高效節能技術，則未來40年內需要實施改造甚至拆除重建，“技術鎖定”問題突出。對居住建筑、公共建筑、能源基礎設施等鎖定效應強，且投資高、影響范圍大的重點用能領域，不能再延續以“跟跑”為主、市場推動技術緩慢迭代的傳統方式。必須要強化政府主導，抓緊制定與“碳中和”目標相匹配的能源效率標準，大幅提高能源效率準入要求，盡早使新建建筑和基礎設施的能效水平與發達國家“并跑”，甚至“領跑”。推廣節能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挖掘跨部門、跨行業節能潛力創新是節能和提高能效的根本動力。近年來，我國政府持續發布節能新技術，推動客戶了解并使用新技術。面向“碳中和”目標，應進一步強化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探索節能新工藝、新材料、新設計思路，加快推廣節能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為深挖行業節能潛力提供更多的解決方案。除了深挖行業內部節能潛力，跨行業資源整合更是節能增效的“藍海”。近年來，我國工業企業紛紛離開城市進入園區聚集，通過整合入園企業用熱、用電、用水、用氣需求，集中規劃建設熱力、天然氣和電力基礎設施，并實現多能互補和智能化管控，園區能源消耗可減少15%~20%，企業用能和污染物治理成本也會顯著降低。要進一步加強工業園區的余熱利用、園區節能改造和綜合能源服務，破除資源整合的機制體制障礙，深挖跨部門、跨行業、跨能源品種節能潛力。市場信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節能的內生動力所在，是調動全社會節能減碳的重要“指揮棒”。由此，應加快推動能源價格改革，使能源價格更好地反映市場供需、反映能源資源稀缺程度和生態環境損失，特別要反映碳排放影響。應研究運用稅收手段推動碳減排的有效途徑，探討提高化石能源資源稅或開征碳稅等可行辦法。“十四五”時期，應力爭將“二氧化碳排放影響”初步納入能源市場信號體系，使市場力量在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減排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能一股腦偏激去做。共性關鍵技術和顛覆性技術是引領創新的關鍵所在”
要從基礎研究出發實現創新。”談及下一步發展，謝克昌表示，產業創新目標在于節能提效、低碳節水以及低成本、高質量。“煤基能源化工減排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能一股腦偏激去做。共性關鍵技術和顛覆性技術是引領創新的關鍵所在，需要加大支持和儲備。”
謝克昌舉例，提高煤炭作為原料資源的利用率和轉化率，以新方法調節煤基合成氣的碳氫比重、實現可再生能源與煤的耦合轉化，均是從源頭克服高碳排放瓶頸的有效途徑。“當然，這不是盲目的。要先了解煤的轉化過程，從分子層面理解煤化工反應，研究發展清潔高效的新型集成技術與過程，進而實現節能減排。要多產業融合，推動現代煤化工與可再生能源聯合起來制氫、制材料和化學品等，實現產品的精細化、差異化、綠色化。”
